开国大典

1952年底董希文受中央美术学院交付任务绘制此画，耗费约二个月时间完成。1953年9月27日完成图刊载于《人民日报》。该画于1959年开国十周年时入藏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

油画《开国大典》所描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天安门国庆典礼的盛况。场面恢宏，喜庆热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神采奕栾，气度不凡。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广场开阔，红旗如海，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油画突出的主题是开国，画面上共绘出了11位开国时的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形象，他们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开国大典

画家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作者使蓝天与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造成强烈的对比，并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 。有评者认为是"富有装饰意味的纪念碑性的大型历史画。"

《开国大典》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它深入人心，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绘画界各路诸侯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等等。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 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李仁才对笔者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 应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择，更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又去湖南及越南河内深造，后又到我国西南、西部和西北地区学习、创作，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虽现已说不清《北平入城式》的成功是否与点名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有联系，但董希文长于革命题材创作、长于人物画的本领确实是行内知名。 当年董希文手拿这张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

1952年，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普通的房间里，以高昂的热情、精湛的艺术技巧，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独立创作出了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他在谈到这幅画的创作时说:"在带有装饰性处理的这幅画里，尽力表现出富丽堂皇，把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的一个庄严而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董希文接受这件创作任务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工作（1950年初）。他被调回城里后，遵照必须尽快完成的指示，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交了卷。他虽然不习惯赶任务的创作方法，但以无比旺盛的创作热情克服了许多困难，如在收集文字资料、形象素材进行构思的同时，还亲自参与制作画布（那时没有现成的宽门面油画布），以及筹划做大型油画的各种设施和所需的工具材料等。

为了画《开国大典》，董希文搬到亲戚家的一间小屋。这个临时画室很窄小，面对2米多高、4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空间仅有三四米。董希文作画时后背紧贴墙壁，也不能将画面尽收眼底，无法看到画面的整体效果，董希文是凭借经验和直觉完成创作的。董希文的女儿董一沙说:"《开国大典》动手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家里人都知道，这时候绝不能打搅他，只好先把饭收起来。" 为了节省时间，董希文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

董希文当时曾对著名油画家艾中信说:"能有机会创作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画，是千年难逢的好运气。可是照片和电影资料不符合我的构思理想，只能用作参考。这幅草图试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这件作品必须集思广益，否则难以画好，限期又紧，我真有点着急呢!"

在《开国大典》的创作过程中，董希文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他得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他的女儿董一沙说:"《开国大典》动笔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家里人都知道，这时候绝不能打扰他，只好先把饭留起来。"

《开国大典》的创作进度很快，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七八成，而且从画作创作中的一些细节里可以看出董希文心思所用至深。董一沙介绍说:"父亲画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时，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他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强了地毯的质感。张澜长袍上的褶皱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折好，专等到庆典才穿上去的，还有汉白玉的栏杆故意没有画得很白，而是偏黄，是为了体现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

当年5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查一批美术作品，当他们看到《开国大典》时，都很兴奋。毛主席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他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这对董希文无疑是莫大的奖赏和鼓励。因为用油画来体现中华民族的气派，一直是他的愿望。

《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随即和广大群众见面并博得广泛称誉的革命历史画。董希文精心设计的这件新颖的油画也被艺术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董希文早已是中国著名的油画家，但自从《开国大典》问世，这幅洋溢神州风采的油画，使他在国际上也获得了不小声誉。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党庆节日，中央决定举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党庆画展。这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油画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经过几个月的征集准备，画家们为这次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于是，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有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接到任务后，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电影、摄影、图片资料的研究，认为资料里的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不在一个图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像中，这幅画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集体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构图。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采用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大胆的艺术处理手法，按自己的理解去选择画面构图。

董希文先画了一张草图，并经常揣着这张画稿，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地征求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的意见。草图上，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一个是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外，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里，而右边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有失平衡，但却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另外一个是按正常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广场显得更为开阔。为了慎重起见，董希文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作为一幅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主题的政治绘画作品，人们欣赏《开国大典》，正是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新世纪。它不仅鼓舞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震撼着世界人民的心坎，为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东方而同心欢庆。但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画中人物的命运就决定了此画的命运，同时又牵涉到画家的命运。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开国大典》这幅画被迫数次修改，这在绘画史上是少见的。其作者董希文因这幅作品而声名鹊起、名扬全国，也因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饱受政治磨难。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清算，1955年，希文奉命将画中的高岗删除，《开国大典》中一抹蓝天，不露痕迹地隐去了当年庄重而拘谨的同庆共和国庆典的高岗原位以一盆鲜花代替，为第一次修改。

这幅《开国大典》被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然而仅仅三年后，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位于画面上第一排边上的的高岗抹掉。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这次改动对于整个画面来说并没有太大损害。董希文后来曾说:"这幅画在构图时，高岗就有挤在边上的局促之感，去掉他对构图倒有好处。"这一版的《开国大典》 在1959年建国10周年之际，不仅被陈列在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而且被雕刻成纪念邮票，广为流传。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当时毛泽东提倡用中国画画革命题材，董希文并不赞成，因为他是《开国大典》的作者，免遭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但被罚以"留党察看两年"的严厉处分。他后来还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画过长征、红军过草地，但都被认为调子灰暗，没有展出。

《开国大典》中人物众多，并不能一一完全展现，画面上的董必武只有小半张脸。早在1953年怀仁堂画展上，领袖们就曾开玩笑说，董老，画家只要一笔，就可以把您勾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时隔19年后，董必武的形象不仅没有被抹掉，反而被描绘完整，说起来，这得"感谢"刘少奇。

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更为难的是，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女儿董一沙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当时父亲病痛难捱，但他心灵的痛楚则更为剧烈。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董希文在儿子的陪伴下抱病来到博物馆，让儿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他首先将一块与刘少奇形象一样大小的布覆盖在画布上，然后涂上稀料，这样可以控制稀料外渗，尽量不去溶解破坏周边的画面，然后将刘少奇从画布上刮去，重新做过底子后，在刘少奇的位置画上了原本只有半张脸的董必武。

《开国大典》上没有了刘少奇，董希文心中从此就多了一层牵挂。他说:"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亲手将刘少奇恢复。当时，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为能挨到这一天，他亲手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字样的印章，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但董希文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重画此画，而此时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来的政治局委员），因为他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这时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谊，靳尚谊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刘少奇的平反，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难以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复制品），而原作则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开国大典》历经风风雨雨的磨难，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它是特殊时期被扭曲的艺术和政治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明，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

1970年，当年掌握文化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命令中央美院几个教师回北京，让他们把创作的几篇革命历史画"刷新备用"，其中就有《开国大典》。而《开国大典》早在两年前就抹去了刘少奇，"上面"让刷掉林伯渠，也就是画面左边那位，刷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时代，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有林伯渠，搞"约法三章"的也有林伯渠。虽然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早于1960年已经逝世，没有赶得上被打成"刘邓司令部"的人，但与江青有历史积怨的人，江青一个都不能放过。焚尸扬灰有所顾忌，从画上抹掉却是江青的权力能及的。无奈，画家董希文此时已是重病在身，无力应命了。无力应命也得"刷新"，《开国大典》的特殊影响决定了谁也不敢把它打入冷宫，使开国大典的历史成为空白。于是，董希文只好请他的学生来完成第三次的删改。这次，学生没有在董希文的原作上删改，而且临摹了一幅以应"刷新备用"之需，终于使董希文的笔下，保留了林伯渠的形象，没有再一次造成历史的遗憾。（这次可以定性为第三次修改。）

1979年，基于"实事求是"原则，画家阎振铎、叶武林受命另外复制了此画遭修改前的原始版本。

1992年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览，再次展出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此幅《开国大典》并不是董希文的原作，而是由靳尚谊、赵域、阎振铎根据原作同时参照印刷品临摹的复制品），边上有原作原貌的照片，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开国大典》原作完成于1953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在生前对个别的人物形象做过两次修改，同展出1968年作者修改后的原作，故与开国大典真实场面前排出现的人物略有出入。‘文化大革命‘后该画由董希文先生的学生按原貌复制，收藏和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特此说明。"（原作因在"文革"中作了很大的改动，以后又不能恢复原貌，只能存放在博物馆的画库里。）

任何由于"历史的原因"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开国大典》两次由画家本人主动删改和第三次险些删除林伯渠，在文艺作品为政治服务的年代里，这是用不着迟疑的，越是经典之作，越是这样。这或者是那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国情使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使一位经典画家的经典作品的原作永远只能长期深藏于博物馆的库房里，却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浩叹的遗憾。

2014年12月，《开国大典》草图首面世，并将在2015年1月8日的"油画中国风--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中展出。

2011年6月，为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首度向公众开放。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展厅两侧悬挂着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开国大典》油画。

靠北侧的原作，是1952年国博前身――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院创作的，由董希文挑大梁。然而，作品完成后，历经两次大改。一次是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董希文受命去掉了画中第一排最右边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一次发生在"文革"期间，因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被打倒，身患癌症的董希文又于1972年受命将画中的刘少奇改为董必武。

靠南的一幅，是1972年在董希文的指导下，靳尚谊、赵域复制的《开国大典》。1979年，为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革博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根据原作家属的意见，为保留原稿，委托靳尚谊在复制品上修改，后靳尚谊因故未能修改，而推荐阎振铎、叶武林完成了修改，在复制品上恢复了刘少奇和高岗，此后在所有重大展览中的作品均为这幅复制品，画中第一排中的领导人均为国家副主席，左起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高岗。

《开国大典》作为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为歌颂新中国成立的世纪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它问世后，《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

《开国大典》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一天，周扬等领导带董希文去中南海汇报，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当他们一起看到《开国大典》时，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很兴奋。毛泽东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开国大典》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徐悲鸿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而这种思潮一直影响至今……

《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随即和广大群众见面并博得广泛称誉的革命历史画。董希文精心设计的这件新颖的油画被艺术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使他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声誉。自从《开国大典》问世，这幅洋溢神州风采的油画，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第一篇章。